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三)
  • 发布日期:2019年05月14日
  •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 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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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与国际方位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裂变期、内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这四大阶段特征是我们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历史与国际方位,也是我们进行改革调整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 

 

  (一)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的裂变期 

 

  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裂变。这种变化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超预期回缓的关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实际上面临的是全球结构的裂变而不是简单的分化:一是国际分工格局在重构,经济新冷战格局的苗头显现。二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脱钩”越来越明显,金融动荡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三是地缘政治处于紧张的形势,并且地缘政治对于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全面显化。四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强烈分化,大宗商品输出国和输入国的表现尤其明显。五是货币政策与金融周期错位明显,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位非常明显,导致全球宏观政策的内在协调性下降。六是美国“退群”,全球治理结构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原来的多边体系面临崩溃而有效的双边体系尚未构建,未来可能面临全球治理的“真空”阶段,并且持续时间可能较长。七是全球技术周期的作用,技术创新和外溢效应下降。八是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生产率低迷、人口老龄化、债务问题、资产泡沫、国际治理协调等导致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全球新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新因素的作用下进一步恶化。这些因素变化导致未来几年全球周期下行是必然的,并且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状态。 

 

  前期各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增速的反弹、市场预期的稳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性特征,同时还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世界经济不仅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型新动力,同时还面临全球刺激政策退出以及新泡沫的冲击:一是市场性复苏动力在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依然十分脆弱。二是各国虽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改革,但各国生产率并没有摆脱持续下滑趋势的困扰,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动力并没有出现。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同时体现在国家内部和在国与国之间,随着全球化红利的下降,不断酝酿和激发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四是由于全球金融条件持续宽松,特别是欧美国家利用金融杠杆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产生的估值效应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全球债务问题和资产泡沫问题比危机前更为严重。美国通过其霸权体系将金融风险转嫁到外围国家,而外围国家承受能力更差,因此,全球的脆弱性实际上更强了。五是不仅要看到欧美发达国家超常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危机的稳定作用,更要看到中国超常规财政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全球贸易和大宗商品复苏的核心作用。中国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不仅会对中国的内需带来强烈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需求带来很大的冲击,进而对自身的外部环境带来影响。 

 

  因此,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中美冲突是必然的,并且具有长期性。事实上,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超长期的全球经济、世界政治相对平和稳定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一定要认识到,过去长期的大缓和景象,实际上不是正常态,而是超常态,未来的持续冲突才是一个正常态。因此,从世界格局的时代背景上看,未来将逐步远离超常态,而步入到一个冲突、摩擦、重构的正常态。在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的裂变期,全球经济在短期内的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趋势放缓,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分化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共振临近尾声,各国经济表现和政策持续分化。 

 

  第二,美国依靠霸权主义和强财政刺激政策实现第二季度强劲反弹,但2019年增速将出现明显回落。2018年在内部财政刺激政策、石油开采提速和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政策的组合作用下,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反弹,第二季度增速达到4.2%的高位。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渗透,全球贸易增速锐减,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贸易体系规则受到冲击。 

 

  (二)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 

 

  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旧结构、旧动能开始衰退,新结构、新动能在政策推动中崭露头角,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替代旧结构、旧动能。由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等趋势性力量持续下滑态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增速的转换依然会在趋势性力量的作用下持续一段时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远没有到位,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相对价格的调整”还在持续并将面临各种外部冲击,结构调整的外在动力——“结构性改革”还在深化,结构中新生因素的市场基础并不扎实。新动能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推动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必须清楚认识到新动能在总体增长源泉中的比重依然偏低,难以在短期内替代传统动能。新动能不仅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同时还面临自身造血功能缺失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目前高技术制造业的产出增速虽仍高于制造业总体增速,但是较上年同期增速有所下降,而且盈利能力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更为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新动能是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产物,新产业、新技术和新模式自我独立发展的能力依然较为弱小,新旧动能转换在各类扶持政策退出过程中将面临持续的冲击。在政策助推下的新动能、新结构还没有完全与市场嫁接,形成自我造血、自我循环的良性运转机制,自身产生了一定的问题。 

 

  因此,下一步的工作核心,不是简单地用政策性力量进一步助推新动能的形成,而是要经过机制性的转换,让“看得见的手”转换为“看不见的手”,使新动能在相对完整的市场条件下进行自我运行,形成自我循环、自我造血的良性运转机制。政策性的作用或者说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几大方面:第一,对旧动能的退出要有推动作用,并且防止它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要加速它的退出或控制它的退出;第二,要对在培育新动能过程中的一些政府失灵问题,进行一定的整顿和清理,对培育新动能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呆坏账、烂尾工程,也要给予高度的关注;第三,持续性地在一些基础性领域、战略性领域进行投放。 

 

  (三)深层次问题的累积性释放期 

 

  中国处在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房地产市场、汇市、股市、债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2018年所出现的各类局部风险常态化具有必然性,很多金融参数创历史新低说明中国经济内生性收缩压力较大。 

 

  在深层次问题的累积性释放期,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可能突发性暴露。在金融整顿、债务控制以及政策退出的作用下,中国各类杠杆率和债务率的增速陆续见顶,金融快速扩张期将转向下行期。整体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和释放路径将发生一系列变化,风险控制的重点将从负债端逐步转向资产端,从总量端转向结构端,从快速的增量端转向存量端,从就金融治理金融转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资本外逃和政府信用扩张适度转向流动性风险和监管风险。这些转向将使金融下行期的风险更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 

 

  在长期的债务—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下,债务持续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局部某些领域释放。因此,局部的债务风险可能会爆发。同时,在持续的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必然会出现分化效应,出现局部崩塌,部分行业和企业出现困难,隐藏的债务问题也可能会暴露,相关金融风险释放。因此,在当前金融周期的下行阶段,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将有一个累积性的释放。 

 

  (四)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 

 

  2018—2019年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问题的暴露以及改革主体的绩效恶化为大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期。中国将顺势而为,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目前虽然政治基础已经夯实,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改革的切入点和基础性条件也已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了铺垫,但是一些基础性、全局性改革还没有出台和落实。前期以反腐倡廉为核心的政治生态的净化为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这并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实施的充要条件,目前行政权力的分散和实施环节的脱节导致大改革很可能陷入“表象化改革”“文件化改革”“碎片式改革”和“行政运动化改革”的困境,通过行政权力的重构来强化改革的执行力和统筹性是成功推行大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 

 

  同时,虽然对过去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一些漏洞特别是政府的寻租行为堵了歪门、关了后门,但是正向的激励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量的调整和改革主要是以新责任、新约束为主体,但激励相容的愿意改革的内生机制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因此,中国目前处于真正的大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时经济大破大立的时点也已经到来,即在当前这种“内忧外困”的双重夹击下,通过大改革化解危机的大破大立的时点已经到来。 

 

  2019年中国将以中美冲突和解、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为契机,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中国改革将步入关键领域的攻关期和新红利的构建期。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压倒性阶段胜利的基础上将逐步将重心转向全面改革,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改革将出台。改革的路径也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模式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建模式,转向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为经济改革奠定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构建新时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调动各阶层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面深化中构建新一轮的改革红利。 

 

  四、2019年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几大深层次问题和重大风险点 

 

  在四大阶段特征的影响下,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以下六大深层次问题和六大短期风险点。 

 

  (一)六大深层次问题 

 

  1.外部环境不会出现明显改善,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在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裂变期,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特别是中美冲突具有长期性,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构成极大挑战。2019年全球经济复苏共振接近尾声,全球增长率预期下降为3.7%。其中,美联储加息、财政赤字剧增以及贸易保护加剧等因素将使美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英国脱欧和意大利等国财政问题可能使得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在国内经济困境下被动跟随美联储加息以稳定汇率和遏制通胀,国际原油价格由大幅上涨转为下跌使得大宗商品出口国直接面临经济财政困难。此外,美伊问题、美俄问题等地缘政治形势将更加紧张,对于全球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将全面显化。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需求还将持续回落,出口增长面临更大压力。 

 

  2019年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非贸易途径更为深层次的不利冲击将开始显现。国际分工格局正在重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脱钩愈发明显,可能会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技术、投资等壁垒的增加也会阻碍新技术的传播,导致生产率下降。随着中美贸易战影响的逐步显现,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受到更大打击。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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